首届欧洲杯在哪年/2025世界杯/nba球衣专卖店/1999年曼联三冠王

來源：

【編者按】

2018年高考錄取工作已結束，錄取通知書或許已到考生手中，或許還在路上。這個暑假，每個高考考生都會憧憬自己的大學生活。澎湃新聞請講欄目陸續刊發一組南京大學教授的口述，這組口述選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書，77級、78級參加高考的南大教授們講述了自己的高考經歷以及他們的大學生活。

時代變遷，科技進步，大學生的視野更開闊了，綜合素質更高了。但無論什么時候，一位青年強烈的求職欲望不會改變，對專業刻苦鉆研的勁頭不應減弱。

今天刊發的是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張紅霞口述。

采訪時間：2017年4月20日

采訪地點：南京大學仙林校區逸夫樓

故事從頭說起

我是1977年在江蘇省淮安市(當時叫清江市)高中畢業的，當時只下放了半年，就迎來了恢復高考的機遇。但我不幸錯過了良機，半年后重新參加高考，成為七八級南京大學地理系的本科生。

到報考的時候，我對專業的概念一無所知，于是就很糊涂地去咨詢老師，老師們有的說考文科，有的說考理科，最后我決定還是考理科，“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科也要考語文的，我覺得我語文特別好，高中的時候老師經常拿我的作文在班里念，給我的評語也非常好，所以我的語文老師在知道我報考理科后，說你語文一定會拿高分的，因為和理科的學生在一起閱卷。

我是淮陰人，也是在淮陰參加高考。1977年冬季的考試是分省出卷的。第一門課就是語文，考試的時候我是相當狂妄的。我們考場是一個人一張課桌，中間空得還挺遠的。這與我們上學時一個教室多達六七十人的情景非常不同。考卷只有A4紙的一半大，上面的字印得密密麻麻，幸虧當時近視眼少。考卷的反面只有一兩行小字，寫的是“以《苦戰》為題目寫一篇作文”。這一行字是在恢復高考三十年時《揚子晚報》上刊發的照片上我才第一次看到。我印象太深刻了，我考試的時候就是沒有看見。其實對于《苦戰》的主題，這篇文章我應該很會寫，因為我在農村里天天苦戰，一定能拿高分。

我那天進考場前是非常緊張的，因為怕考不好。后來一拿到卷子又很狂妄，我覺得題目太少、太簡單了，所以大概一個小時都不到就做完了，而且我反復檢查以后，還沒到時間。我看別人都還在埋頭做題，當時也想到過，不可能人家和我差這么多吧。可我就是沒有看到反面那一行字，也沒想到反面還有一道題。當時的卷子印刷得非常不正規，也沒有寫明每個題多少分，否則可以算出來是不是少答題了。最后那個作文題孤零零的，前一個題目又剛好在第一頁結束。因為紙張緊缺，據說鄧小平特批將印《毛選》的紙改做印考卷的。所以紙很小，字也很小。由于時間緊迫，更談不上排版。我們也很久沒有正式地考過試，就連上課都沒認真上過多少。我當時想，可能今年不考作文吧。因為之前誰都不知道考什么題型，作文又不太容易批得公正。考前就有老師講，很可能今年不會有作文題，說我作文好就吃虧了，所以要多復習成語什么的，這句話給我留下了印象。

我在交卷之前問還過監考老師：“老師，今年考試沒有作文吧?”照理老師應該告訴我，這個不應該是違反考場紀律。他說：“不知道，你不應該朝別人看。”我看別人一直在拼命寫，寫很長的東西，可是并沒有看到是在寫什么。老師就說你不要去看別人，你這樣是作弊行為。我對這樣的話當時有點賭氣，你說我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說我作弊，我是堅決不能容忍的。我想對于我哪里需要作弊，于是我就賭氣地交卷了。交完卷到了門口，我突然覺得我一定錯了，但我不知道錯在哪里，于是我就看坐在第一排的考生，我突然意識到那是在寫作文。我馬上問老師：“老師，是有作文的吧?”這個老師現在告訴我：“有啊，你自己怎么沒看到。”我當時就哭了，說：“我又沒有作弊，我能不能現在進去補做?”她說：“不可以，這是考場紀律問題。”那一年，像我這樣作文漏做的，據說整個淮陰市一共有十七人。其實也不是那位監考老師的責任，她也是被培訓說這個高考太重要了，不能這樣不能那樣，所以她必須保證萬無一失。現在想來這也是我自己的問題。

總而言之，我第一年就這樣錯過了機會。因為第一門語文課就受了很大打擊，其他科都不想考了，但是我還是堅持考完所有科目。當時假如我愿意，是可以上一個較差的學校的。但我覺得很冤枉，當時我媽媽說應該去，這樣至少不是農村戶口，明年誰知道又會有什么意外情況呢。當時再回生產隊的壓力也是很大的，因為向生產隊長請假的時候已經是非常艱難、非常破例了，總之回去是相當沒面子的事情。但是沒有其他辦法，人生就是這樣。

重要的人生使命

因為中小學沒上什么正經課，大家基礎都很差，起點都很低，所以只能靠自學。我記得上初中的時候，物理課講振動、單擺之類的，基本上就沒幾個人在聽，都在打撲克，一個班多的時候十幾副撲克。因為當時老師不能要求學生必須讀書，真是靠學生自覺。我不太喜歡打撲克，我父母親也要求我不可以參加打撲克，加上我對物理也蠻有興趣，所以有時就我一個人聽課。記得有位數學老師叫張曉琪課上得好，但講“雞兔同籠”的一元二次方程組應用題時，還悄悄說你們不要傳出去，因為題意不革命。1977年高考之后，因為缺中學教師，淮陰市頒布了一個政策，把高考某個分數以上的這部分人抽去做教師，所以我在1978年五六月份開始被抽去城里“老壩口中學”做中學教師，同時教兩個班的初中物理和語文，但戶口還在農村。我做了兩個多月教師，然后就收到了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我于1978年再戰高考，考上南京大學。兩次考試只隔了半年時間，第一次是12月，第二次是7月。

我印象深刻的老師，有我們地理系的，還有地質系的、數學系的、物理系的，因為他們教給我們的東西終生受用。地理系的話，有一位院士，現在已經去世了，是任美鍔先生。他在開學典禮上給我們講過，地理學知識太多了，而且更新很快，更新周期大概是五年。因為發展非常快，所以基礎最重要，一個是數學，一個是英語。他對我們這一屆的數學的要求是和數學系一樣的，我們學的是I類數學，難得要命。但是一直到今天，數學的思維對我做教育研究、社會科學，做定量，都很有幫助。以前地理學研究不用定量，是憑經驗，但是這樣不能傳承，也不能寫成文章讓同行評議或者讓別人驗證，是不符合科學研究規范的。那個時候的地理學更多可以看作是文科性質的。但是在我們讀大四的時候，邀請國外的專家來做報告，發現國外已經是普遍用定量方法了。前幾代的老師數學往往不夠好，但他們已經清晰地認識到我們這一代應該好好學數學。任美鍔先生給我們的遠見，就是打好數學基礎，學好英語這個工具，未來一定很有用。今天我給學生上研究方法課、定量統計知識，都是靠那時候打下的基礎。所以我在教育研究院做院長的時候，其實更早一些時候——大概十幾年前——就提出要推廣實證研究方法，不可以空談大話。

還有一位老師叫王富寶，地理系的教授，當時很少見到他，因為他經常去青藏高原研究冰川。他說學地理和學數理化不一樣，要有艱苦奮斗的精神。我后來的碩士生導師，朱大奎教授，是研究海洋的，對我們說的一句話很受用：無論別人讓你做什么樣的工作，都不能說不會;做了就會了。我們是地理系“文革”后第一屆(1977年沒有招生)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所以很多任務需要邊干別學。朱老師的夫人王穎教授，現在是院士，也經常指導我們(他們夫妻學術不分家)，她的吃苦耐勞精神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她是全世界第一個乘坐潛水艇深潛到一千多米海底的女科學家。搞海洋確實非常辛苦，做全潮水文觀測要二十四小時不睡覺，因為一旦睡覺，錯過了一個小時，跟你同步觀察的其他船上的工作就會受影響。我做過幾次，相當辛苦。

野外實習全班合影

我們班應屆生很少，像我這樣只耽誤半年的，就算很幸運的了。我們班1978年高中畢業應屆生大概只有三四個吧，我們都叫他們小毛孩。全班二十四個人我大概排在第九第十，還算比較小，最大的是1949年出生的。很多“老三屆”都有小孩了，我們班長的孩子都上小學了，我們叫他“老吳”，后來叫“吳老”。

班里學習氛圍非常濃。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我們排隊打飯的時候，都是很整齊的一列一列，也是“低頭族”，頭低著背英語單詞，排到自己了，再抬起頭來。第二個例子，我們早晨六點鐘起床，早上大喇叭響，必須起來跑步，圍著八舍半小時跑完以后，都拿著英語朗讀，冬天是在路燈下朗讀。那時候還不能公開聽英語廣播，那叫聽“敵臺”，弄不好是刑事犯罪。敵臺“美國之音”有很多干擾，“咝咝啦啦”聽不清楚。晚上十點熄燈，我們覺得太早，但對知識如饑似渴，因為這個學習的機會太不容易了，而且半夜“敵臺”干擾小，聽得清楚一些。熄燈了我們就搬凳子坐到廁所里，廁所里不熄燈，因此里面經常有很多人在看書，所以當時的學習氛圍是相當濃厚的。晚上有時實在餓得睡不著，就到漢口路用糧票換幾個茶葉蛋。

我在學校很少參加課外活動，因為覺得時間可惜了。我的體育成績是夠得上校田徑隊的水平的。有一年在地理系運動會上，我拿了鐵餅、手榴彈兩個冠軍，四人接力我跑最后一棒，也得了冠軍。所以體育部的一位老師就跟著我講，勸我去參加校隊。他們正準備參加在南京五臺山體育館舉行的全國大學生運動會，但我一口咬定堅決不參加。我說我沒有時間，當時的高等數學給我壓力很大，還有線性代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有幾位老師講蘇南和浙江方言，非常難懂，比外語還難，所以只能非常用功才行。那個老師非常遺憾，還跟我們輔導員講，能不能動員我去參加運動隊為校爭光。那時候有手榴彈項目，我相信即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破我的紀錄。這要歸功于中學時代“學黃帥”運動的時候，大家都不認真上課了，我做中小學教師的父母不同意我打撲克，但同意我參加運動隊。另外那時候開始流行交誼舞，我挺傳統的，覺得這是玩物喪志。本來我還喜歡用業余時間看小說、寫小說，但是后來都堅決戒掉了。我跟我自己說要“戒”，全力以赴投入學習。大三開始的時候班長吳老告訴了我一個意料之外的消息，前面連續兩年我是我們班考試成績總分第一的人。

當時沒有電子資源，更沒有網絡資源，圖書館借書有時要排很長時間。借書限期一個月，可以續借一次，最多兩個月必須還。當時也沒有復印機，都是手抄，我的本科學位論文就是手寫的，碩士論文是油印的。教室也沒有現在這么多，但是學生很多，晚上需要占座，有的學生備有一把鎖，把自己的書包鎖在位子上。我也做過，但當然也不是非常欣賞這種做法。我基本上是六點起床，讀書讀到六點半，然后(去)食堂之后到教室上課，中午午睡一會兒，大概半個小時，又去教室，然后又是食堂，晚上又去教室，一直到熄燈回去，就是這么個節奏。

至于西方思想的影響當然是有的，或許是理科生的緣故我當時沒有太關心，但暗潮涌動的校園文化是能夠感受到的。當時也沒有“思想解放運動”這個詞吧?倒是沒有注意。不過，記得有過關于好像是叫潘曉的人的“人是自私的”觀點的大討論，這個觀點當時像一顆原子彈。記得當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很流行;“英語角”很流行。不過印象深刻的是1980年代開始有大量的西洋古典音樂、港臺校園歌曲過來，目不暇接，相見恨晚。還有一系列西方經典名著翻譯本，商務印書館的，還有一些學術報告，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多元文化的概念，理科學生都是憑興趣自己學的。有些同學還熱衷于聽“敵臺”，學外語，準備出國。我們這些買不起收音機的人，只能學油印的地學專業英語教材。

直掛云帆濟滄海

地理系的培養方案要求在大一結束時有一次自然地理基礎實習，全系所有專業同時進行，地點在南京郊區的湖山。湖山是天然的地質實習點，武漢大學的學生都來這里實習。我自告奮勇地去“打前站”，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幫助大家打掃住處，結果不小心一個鐵釘扎進我的腳，幫了倒忙，讓帶隊的潘老師用自行車拖到附近的礦工醫務室打破傷風針。但是我覺得不能休息，休息很可惜，因為實習不可彌補，所以我就瘸著腿上山。后來聽說帶我們實習的地質系的周老師馬上要調回福建了，他夫妻分居幾十年，要不是有帶我們的實習任務早已經在福建了。這個老師很好，教了我們很多知識，我們非常感激。因為大家認為我語文好，班長就來跟我講:“你反正腳壞了在家休息兩天，給我們寫一個節目，最后要開個歡送晚會，或者能不能寫一首詩送給周老師，找幾個人朗誦一下。”我就寫了首長詩《湖山之歌》，四個女生全部出動，手抄之后登臺朗誦。這首詩我們全系同學到如今都還有印象。

張紅霞在南京大學老圖書館前留影。

我跟先生高抒(注：高抒，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地理學系，現為南京大學教授、兼任華東師范大學河口海岸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原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院長。)是同班同學。我們班的其他同學都很奇怪，像我這樣的人，怎么會是極少數幾個能夠看到的在校園里自由戀愛的人中的一個。因為我是一個挺保守的人，也不參加課外活動，也不和男同學跳舞，而且我覺得不應該很早地談戀愛，但結果，我在大二年級二十歲時開始戀愛了。我先生比我大三歲。那時學校是不鼓勵自由戀愛的，我經常看到的校園里另外兩對情侶，聽說下場都非常慘。我先生也是認真學習的人，但他倒不是像我這樣什么業余愛好都不要了，他是校民樂隊拉胡琴的。我很喜歡聽，也很欣賞。

還有一件事，也是在湖山實習，就是大家都不喜歡吃肥肉，特別是女同學，不吃就把肥肉扔掉了。我先生其實也不喜歡吃肥肉，但是他說：“哎呀你們這樣扔了可惜了，都給我。”后來他告訴我，是因為以前在工廠里一個月只有一次吃肉的機會。他是在鎖廠工作了三年才來念書的。結果他碗里的肥肉堆得滿滿的，根本吃不下，這是我后來聽別的女同學說的，別人是為了笑話他說的，說他傻不拉嘰的，我聽了以后卻感覺完全不同。

當時學校紀律是非常保守、非常嚴格的。我們戀愛也有同學會議論，不過是極少數人，當然他們也是響應學校的號召，政治上特別積極要求進步。大多數同學，尤其是我們女同學，根本就沒有任何反對或者不理解，而且我們女同學大多數都悄悄地有男朋友，但她們不像我這么公開而已。其實我也沒有想過什么公開不公開，我覺得我該這么做就這么做。現在看來我好像有點自我中心。我甚至很有一種——就今天來講可以這么說——朝好的一面說是創新精神，朝壞的一方面說是特立獨行、不守紀律。

但是公開也是有很多問題的，當時估計有三對談戀愛的——就是校園里我經常能看到的——有一對我覺得是非常美麗的情侶，那個女孩子梳著兩個長辮子，而且長得非常秀氣，好像是中文系的，男孩子也很文氣，跟我們倆比完全不同。但是后來我聽說這兩人非常慘，是否屬實我不知道，據說畢業后一個分到了新疆，另一個到了西南很邊遠的地區。我們倆要畢業的時候，都想考研究生，但是很困難，因為當時有人認為我和我先生思想品德有點問題，用現在的話說是“不過是另類”。我先生最后還是在朱大奎教授的幫助下考上了研究生。第二年我報考時還有人說我的政治品德不夠，是朱老師再次爭取，我才有了考試的資格。結果在九個考生中以第一名被錄取，也只有一個名額。朱老師在我們后來的成長過程中，多次給予及時有力的幫助，令我們終生難忘。

我先生不管在班里還是考研究生，學習成績都非常好。我們結婚后一直是以他為中心。我很傳統，是一個對家庭非常devoted的人，只要我先生需要，我可以犧牲任何我的興趣。我和我先生在大學時代就用英語做練習的方式寫過這樣的共勉的句子：“I am devoted to you，we are devoted to science”。當時生活還是很艱苦的，一個家庭要夫妻雙雙干事業太辛苦了，于是我主動提出一個概念叫“二保一”，就是妻子包攬家庭事務，保證丈夫工作。能做到這樣真的是很不容易了，像生爐子，買煤餅這些都是我自己做。

我后來的經歷還是相當曲折的。碩士畢業以后，聽從先生的安排，不在同一個海洋所工作，我轉向做地理教育，去了浙江省教育學院。后來我先生先被公派出國，被推薦去歐洲海洋學的中心——英國的南安普敦大學海洋系攻讀博士學位。那時候出國是很難的，兩個人都出國就更難了，帶孩子更不可能。雖然我是“二保一”，但我還是用空下的時間盡量發展自己。我自己考了EPT(出國進修人員英語水平考試)，因為當時浙江教育學院可以公派了，我當時是教研室主任，學校給了我一個公派名額。我通過了EPT，但護照卻拿不下來，就是因為我堅持帶孩子出國。因為我小時候一直跟外婆長大，與父母親不是很有感情，這是很大的遺憾和教育上的缺陷。我戀愛很早，可能跟這個缺陷有關系;而且我先生也有同樣的寄養在親戚家的經歷，他也舍不得。

我先生出國兩年后我才出國。夫妻分居整整兩年，靠每周一封信保持交流。偶然打國際長途電話，我要背著孩子，騎幾公里的自行車到市中心的電話亭，排隊進去。但是當時跨國電話很貴，差不多五分鐘的通話費要半個月的工資。因此很少打電話。我們的信可能有三十萬字。當時有一件事現在還記憶猶新。學校本來同意我帶孩子出國，我已經開始辦理護照，但后來他們莫名其妙、不由分說地反悔了，要我自己從公安廳撤回我的護照申請，有一句話很厲害：“你不撤是不行的，我們是有組織的。”那時候真的覺得很無助，老百姓沒處說理去。我又繼續等待，直到1989年下半年。

別人辦護照容易簽證難，我正好相反。因為在外國人看來，夫妻分居兩年不光是違反道德的，還違法。英國的法律是：如果丈夫離開妻子三個月，妻子就可以提出離婚。我記得我用英語跟簽證官講我的情況，他很同情，當場就說通過，不需要再跑一趟。所以我到北京辦簽證，只住了幾天，就帶著兒子直接飛往英國，這在當時可能是絕無僅有的。

到了英國南安普敦，還是履行我的“二保一”政策。但英國的家務很少，許多菜都不用洗，更不用生爐子，我覺得沒事干很難受。有一天我就跟先生說：“我要讀書!”我先生說我跟《高玉寶》的故事一樣。他當然同意了，他把之前攢的買車的錢交了學費，后來也申請到了助學金。申請的助學金類型是半工半讀，要交六百磅一年的學費，相當于當時中國政府公派留學生兩個月的工資。我除了家務外，還在先生的實驗室打工，相當于研究助理;有時也幫我自己的導師做一些計算機數據處理的工作。后來我又到大學的學生食堂打工，因為小孩上幼兒園還要錢，而且相當貴。我的工錢是三磅一個小時，剛好是孩子讀幼兒園的學費。所以我是邊打工邊做實驗室的工作邊讀書，然后做一點家務。英國的女性大多數都是在家等小孩長到小學畢業再工作。因為法律規定小學必須接送，早上九點鐘上學，下午三點鐘放學，這樣就會占用很多時間。好在教育研究不需要出海，在圖書館里有個席位就行。

其實我一開始是申請地理系的，南安普敦大學的海洋和地理是分開的兩個系。結果地理系解散不久，合到環境學院去了。后來我的博士生導師是從地理系轉到教育學院，開始研究地理教育。地理系就把我的申請書轉到教育學院。也就是說我的申請信、聯系信是寄給地理系的，但我收到的面試通知的回信是從教育學院來的。收到信的時候我也很納悶，但是我還是決定試試，只要人家要我，我就念!

對我而言，申請教育學的博士學習機會是較為容易的，因為我有南京大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像定量研究方法這些課，都可以免修，考試也比較好過。難的是哲學和心理學，還有社會學。內容看上去并不難，但從理科的思維轉變過來比較難，所以剛開始我跟導師有很大的分歧，我甚至懷疑過能不能繼續讀下去。我覺得導師的觀點不對，他們對待孩子的教育太隨意、太自由。我跟導師說，英國的教育有問題，口氣非常大。每次我和他討論，導師就會開一串書單，要我去看，開始的兩年真的很痛苦。讓我痛苦的還有英文，因為我以前學的理科詞匯都用不上了，有大量的新詞匯還有不同的表達方法。還有一個更大的痛苦后來才慢慢明白，就是西方文化。

開始我完全不理解這種文化，就跟導師爭論，后來慢慢地轉換思想，轉換價值觀。我這樣一個很傳統、很重視家庭的人，也慢慢意識到個人的意義。我們這一代人，像我這樣，應該叫不忘初心，始終這樣支持先生。但是如果我有女兒，我不會要求她像我這樣，我會用另外一個價值體系去衡量。改變價值觀真的挺難的，但是一旦改變了，我就不會再輕易地受別人的干擾。所以回國后又有反過來適應的問題。我后來做教育研究院院長，堅持主張要國際化，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都要按照國際標準，至少應該做到了解。

回國之后，我跟隨先生先到了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在三十九歲時擔任了人事與教育處正處長。一年后又跟隨先生回到南京大學，就在現在的教育研究院工作。我剛來的時候，龔放(注：龔放教授是南京大學中文系七八級的畢業生。)老師是系主任。我自告奮勇說要開實證研究方法的課，他就把他的傳統文科意義上的研究方法課停掉了，讓我來上。但是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上，只有一門課。龔老師退任的時候，我接他的班，逐步增加研究方法課程，現在增加到五門。當然，與我在英國留學時候的七門研究方法課相比，還有一段距離。我自認為，這是我做了兩年系主任、一屆院長的最大貢獻。后來我覺得自己不能為院里做更多貢獻了，而且也在浪費我的研究時間。做院長其實是一種犧牲，學術研究沒有時間去做。所以我決定讓賢，申請不再連任第二屆院長職務，開始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課題。

回顧七七級、七八級這兩級人的前半生，我有一種感慨：理想是船，高考是帆，改革開放是東風。雖然我們基礎差、起步晚，被社會嗤笑為“沒有大師的一代”，但我們的心中仍然充滿理想和憂國憂民的情懷;雖然我們已經年過半百，但耕耘不輟、壯懷不已，憧憬著我們這些小草有一天會綻放出絢麗的花朵。

張紅霞簡介

張紅霞，江蘇淮安人，1959年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學地理系，南京大學自然地理學學士、海洋地質學碩士，英國南安普頓大學教育學博士(Ph.D.)。曾任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現為南京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理想是船，高考是帆”。本文刊發時有刪節。)
相關鏈接：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教科文專業委員會|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教科文專業委員會官網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教科文專業委員會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