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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說：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的文化自信，不僅源自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歷史，更源自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產生的一切優秀文藝作品，以及創作這些作品的德藝雙馨的文化大家。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正值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懷揣對優秀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網推出融媒體文藝欄目《見證人丨致敬改革開放40年·文化大家講述親歷》，邀請改革開放40年以來當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藝術大家，分享其求藝之路的藝術探索與思想感悟，呈上對改革開放40年文藝發展最具詩意的表達，通過有情感、有溫度、有底蘊的人物呈現，彰顯藝術作品的時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第一期節目帶您走近98歲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于藍，她是《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兒影廠首任廠長……她將一生奉獻給了中國電影事業。

六月中旬，夏意漸濃，但連日的降雨將炎熱削減了幾分，我們就在這樣的天氣中，來到了兒影廠的老宿舍樓，拜訪老藝術家于藍。

說起于藍，首先浮現在大家腦海中的，定是誕生于半個世紀以前、根據小說《紅巖》改編而成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扮演“江姐”的于藍憑借其在影片中細膩生動的表演被無數觀眾所喜愛;改革開放后，于藍退居幕后，為中國兒童電影事業奔走呼號;而今，她在這棟宿舍樓的一間小屋子里安享晚年。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老人的家并不寬敞，布置稍顯簡陋。窗臺上擺放著于藍所獲得的榮譽獎杯，墻壁上懸掛著“紅梅”二字則令人眼前一亮，還有一些已經泛黃發舊的老照片……它們都在默默訴說著，這位已經98歲高齡的老藝術家在中國電影史上的流光溢彩。

輝煌歲月 使人們銘記“江姐”

在眾多老照片里，最為惹人注目的是掛在墻壁上的一張周恩來總理接見她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周總理握著于藍的手，于藍一頭短發，穿著干凈利索，笑容燦爛。之所以有這張照片，是因為當時于藍在電影《革命家庭》中飾演的“周蓮”得到了周總理的好評。

《革命家庭》給于藍帶來了許多榮譽，其中就包括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的最佳女演員獎。在劇中，于藍成功塑造了由普通家庭婦女成長為堅定革命者的女主人公周蓮。周總理贊揚了于藍在《革命家庭》里表演，對記者們說：“于藍演了一個好媽媽。”

戲中，于藍需要從16歲少女演起一直到成為老太太，由于當時受到化妝技術的限制，要化成老太太非常難。對于這段表演，于藍個人并不算滿意，“往臉上貼了好多的紙，那些紙又跟動作不協調，所以我認為老太太那一段并不是很成功。”

周恩來總理和于藍的合影

1965年，于藍迎來了電影生涯中的巔峰之作《烈火中永生》。如果可以用聲音表達心中對江姐的懷念，一首《紅梅贊》足矣，如果在頭腦中尋找江姐的形象，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于藍。

在影片中于藍憑借細膩的表演，塑造了有血有肉、重感情的“江姐”形象。“江姐對丈夫的愛，埋得很深。”說起江姐這一角色，于藍總有說不完的話。她腦海里的江姐，有著一種特殊的冷靜與克制，“得知丈夫犧牲了，她在年輕人面前沒有哭，怕引起恐慌。而夜里，她裹在被子里壓著嗓子哭。”

正是因為于藍既演出了江姐作為革命烈士的大無畏精神，又演出了她作為一個平凡女子的隱忍和犧牲，才讓江姐這一角色如此深入人心。“我自己認為主要是烈士本身的事跡感動了人、教育了人。”于藍擺擺手，謙虛道，“這個角色使人信任、感到親切，那么就算演成功了。并不是我這個演員有多么了不起。”

扎根人民 讓表演深入人心

無論是《革命家庭》里的周蓮，還是《烈火中永生》里的江姐，于藍憑借其細膩而又精湛的表演讓角色深入人心。于藍在人民生活中汲取自己作為演員所需的養分，她詮釋的眾多角色也因此令觀眾感到親切動人。

《烈火中永生》劇照

早在青少年時期，于藍作為“魯藝”的一員在抗戰期間下鄉為群眾們表演話劇時，便樹立起了扎根生活的念頭，“要深入生活，生活就是創作的源泉。”回想起那段時光，于藍認為自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演員，“這是我真正的文藝思想的啟蒙。”

這樣的信念也貫穿了于藍日后的電影生涯。在《龍須溝》中，她飾演的是一位有著多重性格的北京婦女“程娘子”。起初，于藍還不確定自己能否將這個角色演好演活，“那個時候我懷著田壯壯，走了好多大雜院，走得腿都腫了。”

懷著身孕的于藍還去了天橋一帶觀摩老百姓的生活，觀察賣大餅的小媳婦們說話時的姿態，去了德勝門曉市上揣摩婦女數票子時的神態和用雞毛撣子時的動作幅度，“但是我還是沒有找到這個形象，心里頭還是沒有底氣。”

直到有一天，于藍碰見了宿舍門房蘇寶三的妻子蘇嫂，蘇嫂在和于藍對話時候的“陣勢”讓于藍將她與程娘子聯系起來，“她那有氣魄有膽量的勁頭全出來了，透著對人真誠的關心。”于藍決定觀察這位蘇嫂，并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后來，我就和她們生活工作融在一塊，一下子就找到這個角色。”

“在我自己的表演生涯中，每個角色誕生的過程，都給我帶來了許多難忘而幸福的經歷。”為了演好演活自己的角色，于藍很感激自己在體驗生活的過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民群眾， “他們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師，給了我創造的依據和創造的活力。”

“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于藍用她的藝術生涯，為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話做了完美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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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之年 對兒影廠傾注心血

改革開放后，中央工作會議號召全黨全社會都要關心青少年的成長。已經60歲的于藍受命組建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并成為首任廠長。

談起自己當廠長的經歷，于藍說，“我之前沒做過領導工作，我那時就想把大家都團結起來，把大家的工作都安排好。”于藍認為，作為一個兒童電影制片廠的廠長，必須完全獻身于兒童電影事業。盡管人生已經邁入花甲之年，但她卻讓中國兒童電影升起一輪朝陽。

于藍老師家里懸掛的照片

于藍回憶，兒影廠成立之初條件非常艱苦。剛成立時，廠房設在北影廠傳達室邊一排楊樹后臨時建造的一排極其簡陋的平房，一些拍攝設備和辦公用具都是于藍向廠家打欠條賒賬借來的。

1983年的冬天，于藍在平房辦公時，“辦公室門后的彈簧斷了，那門瞬間彈了回來，夾到了右手的手指。”我們聽著揪心，她卻輕描淡寫地繼續說著，“到了醫院，醫生說接上斷指康復得20多天。我嫌太長影響工作，就讓他直接縫上傷口算了。”將傷口縫合后，于藍便又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

再艱苦的條件也阻擋不了于藍帶領兒影廠前進的步伐，在于藍任廠長期間，兒影廠給全國人民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四個小伙伴》獲1982年第12屆季福尼國際青少年電影節最佳榮譽獎、共和國總統銀質獎章;《應聲阿哥》獲文化部1982年優秀影片獎兒童故事片獎;《少年彭德懷》獲1986年第6屆“金雞獎”最佳兒童片獎……

于藍及其帶領的兒影廠如同路燈一般照亮了兒童電影前進的道路，經過了徹夜的努力，才無愧地領受一縷晨光的撫慰。

雖然獲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但于藍并不滿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電影事業獲得了長遠的發展和進步，但相較于其他類型電影的百花齊放，兒童片的發展就相形見絀了。

“那時候一到‘六一’兒童節，我這心里就愧得慌，拿不出好片子給孩子們賀節。”直到今天，我們和她談起當時兒影廠所獲得的成績時，于藍仍有些自責。她給我們簡單算了一下，當時中國一年拍攝了八十多部故事片，其中只有三部是兒童片，“我是兒童電影的頭頭，卻不能給孩子們送去豐富多彩的兒童片。我愧對三億兒童。”

從未停歇 為兒童電影奔走呼號

除了全心全力地為少年兒童呈現佳作之外，于藍在呼吁國家和社會關心兒童電影發展、為兒童電影制造良好的成長環境等方面，也從未停止過她忙碌的腳步。

在兒影廠成立五周年之際，于藍聯合中國影協發起成立了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協會，設立了中國電影童牛獎，以獎勵優秀兒童少年影片、表彰取得優秀成績的兒童少年電影工作者，“兒童電影有了向心力，不再是散兵游勇。”于藍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提交了關于發展中國兒童電影事業和前景展望的提案。1994年，于藍還曾撰文呼吁“救救兒童電影”。

如今，談起兒童電影的發展，于藍仍有些無奈，“我希望國家的相關部門，認認真真地、有實效地去解決與推動兒童電影的發展。”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我們只有拍出更多更好符合兒童特點的影片，才能滿足兒童求知欲望，才能激發兒童豐富的想象力。”已經98歲高齡的于藍，仍時不時地奔走在宣傳兒童電影的第一線，就在今年四月，她還出席了北京國際兒童電影周。這位德藝雙馨的老藝術家，最喜歡做的還是給兒童“抬抬轎子”。

雖然兒童電影事業發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但于藍仍充滿著期待：“不管怎么說，還是會有人為兒童片努力，盡管有這么多的困難，我相信終歸會出現好影片，能夠得到孩子們的喜歡。”

“你們別叫我藝術家。”當我們用“表演藝術家”來稱呼她時，她擺擺手，語重心長道，“我就是一個文藝工作者，干了一輩子的文藝工作。”

無論是銀幕上的“周蓮”“江姐”，還是轉到幕后為兒童電影盡心竭力的兒影廠廠長，作為“文藝工作者”的于藍將她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電影事業。歲月荏苒，光陰如歌，于藍的老朋友秦怡在她90歲的時候寫下了這樣的祝壽詞，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于藍的一生：

“紅心塑造英雄，真情培育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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