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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自己民族自現代以來所走過的道路重新認識成為知識文化界的熱門話題，美術理論界最明顯的響應就是對中國美術的現代性問題的認識。

這個認識是由潘公凱先生為代表的先是中國美術學院后為中央美術學院的“中國現代美術之路”課題組首先提出的。其代表學說是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美術的“四大主義”構成了中國現代藝術的主要內容。

應當說，這是美術界多年以來第一次嚴肅地回顧中國美術的現代之路，而且也完全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和傳統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糾纏，以一種全方位的視野和現代認知為起點，搭建的以中國本土性為目標的宏大史學構架。

樹大招風，向來如此，何況陰影于后，遭人詬病在所難免。任何學說的建立皆為不易，開宗立派首先得過自圓其說這一關。

“四大主義”何以成為中國的現代主義，我們在《中國現代美術之路：“自覺”與“四大主義”》（以下簡稱“潘文”）中看到，其推理邏輯過程是這樣建立的：

現代性分為原發性現代性和繼發性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性是繼發性的。

作為繼發中國現代性標識是“自覺”。

凡是由現代性事件的傳入而引起的“自覺”應對(反思、策略、行為、結果)，在最寬泛、最靈活的意義上均屬繼發現代事件。

無論主張全盤西化還是堅守傳統，無論強調中西合璧還是走向大眾，其一系列口號的提出，都體現了創作者和理論家在中國美術出路問題上的“自覺”和策略性應對。

“傳統主義”（傳統主義本質上是對世界范圍內的多元文化觀的支持，所以不僅不是“保守”，恰恰是20世紀中國畫壇的另一種“現代”。）、“融合主義”、“西方主義”和“大眾主義”合為中國美術的“現代主義”，它們是關于中國美術前途與道路的四大策略性思考與實踐，它們都以“自覺”為標識，共同構成繼發的中國美術現代性。（上文引自潘公凱《中國現代美術之路：“自覺”與“四大主義”》 ⑴，不完全為原文。）

對潘的課題組的結論最大的爭議首先是在于關于中國藝術現代性的描述。

我們在“四大主義=中國的現代藝術”的推論中就看到了這樣一種相對主義傾向：“四大主義”是中國20世紀以來的現實——中國藝術的現實體現出了中國美術的現代性，這個推理的結果讓人們嗅出了“存在就是合理”的味道。我們只需做出這樣一個簡單的排除判斷：四大主義幾乎包含了中國現代以來的美術各層面——如果四大主義的內容都屬于現代性范疇之內——那么還有什么現象不在表達中國的現代性？——如果所謂中國現代性變成一個存在即合理的代名詞，那么現代性的意義則完全等于零！因為從邏輯學看，外延的擴大意味著內涵的縮小，外延的無限擴大意味著內涵的無限縮小，最后等于零——概念的消彌。

我們要警惕無邊的現代性。

對四大主義的爭議最大之處在于所謂“傳統主義”。其實這也正是該學說的主要立意所在，那就是為傳統主義正名。潘文所述傳統主義有四大特征：一、對傳統的真正領悟；二、對中西繪畫異同有所意識，尤其對其藝術觀、價值觀的不同基點有清楚認識；三、對傳統自律性進程的自信，對民族藝術未來發展前景的自信；四、對中國畫發展策略的自覺。

這里“自覺”顯然是一個關鍵詞，潘文的“自覺”是這樣論述的：“凡是由現代性事件的傳入而引起的‘自覺’應對(反思、策略、行為、結果)，在最寬泛、最靈活的意義上均屬繼發現代事件。”

只要“應對”就可成為“自覺”，自覺就自動具有了“現代性”。這是潘文的推理過程。所以最終得出這樣的論點：“傳統主義本質上是對世界范圍內的多元文化觀的支持，所以不僅不是‘保守’，恰恰是20世紀中國畫壇的另一種‘現代’。”⑵

“傳統主義”不是保守而恰恰是現代，這個說法很新穎但卻在邏輯上出了問題。形式邏輯的同一律告訴我們：A=A，A≠非A。現代與傳統本身就是相對的范疇。當然有人可以用辯證邏輯來提供援助，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于是我們就看到了在香港舉辦的討論會上，與會者林毓生勸潘公凱不如使用“保守主義”這個詞匯取代“傳統主義”。⑶

其實，認同保守主義并不是一個不光彩的事情，保守主義在西方現代以來一直是政治力量乃至文化力量制衡中不可或缺的一元。當然，與保守主義的相對立范疇應該是“激進主義”。

同一次討論會上還有一個小插曲，林毓生依照潘的推理得出結論：八大山人的作品因為“有強烈新的東西”、“蘊含著對過去的一個突破”，所以具現代性。潘公凱當即表示對此觀點的認同⑷。說實話，看到這里我吃驚。

既然能夠將現代性的具有在中國畫家那里追溯到八大山人那里，那么同理，明代的徐謂、甚至北宋的梁楷作品也極具特點，同理可以登現代性之堂奧，以此類推，那又將是一個怎樣膨脹的名單，現代性真的成了一個包羅萬象的筐！

同理，如果向后追溯將現代性的具備落實到陳師曾身上（潘公凱正持此觀點），那么吳昌碩難道就因為沒有撰寫《文人畫之價值》就不能作為現代性的代表？而且與陳師曾共創湖社的畫家金城又怎么處理呢？按照“傳統主義”的定義顯然金城也符合要求，如果金城的觀念也具有現代性的話，那么民國時期還有哪位知名的中國畫家不具有現代性呢?

上述看似荒唐的推論其實正是無邊現代性所導致的結果。

潘文的核心觀點是認為“四大主義”表述了中國美術的現代性。這里我們又回到了繞不過去的問題：現代性。究竟什么是現代性，這個問題困擾中國學術界已經多年，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關于現代性的認知一向是眾說紛紜。

現代性的英文為Modernity，它是形容詞Modern(現代)的名詞化，而現代化Modernization則是將現代Modern的付諸實施。從中文字義看，現代性是“現代”的性質，是“現代”的本質含義。而所謂“現代”當然是與傳統相對而言的。

傳統與現代的區別在哪里呢？

（1）從經濟方面看，現代社會是工業和服務業占據絕對優勢的社會；而傳統社會則是第一產業占據絕對優勢的社會。

（2）從政治方面看，現代社會普遍具有一個有高度差異和功能專門化的一體化的政府組織體制，它采用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程序制定政治決策，人民有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興趣，各種條例的制定以法律為基礎；而傳統社會則多數不具備這些特點。

（3）從社會結構方面看，現代社會是高度分化的社會，各組織之間的專業化程度和相互依賴程度很高；角色和地位的分配主要是依據個人的能力和業績；調節人際關系的規范是標準化的、普遍主義的；科層制(韋伯的說法)的；家庭功能是收縮的。傳統社會則是低度分化的社會，組織間的專業化程度和相互依賴程度低；人口主要分散在鄉村；角色和地位的分配主要是依據出身、年齡等先賦(先天賦予)因素；調節人際關系的規范是特殊主義的；家庭具有多重功能，是基本的社會組織形式。

（4）從文化方面看，現代社會的文化強調理性主義、個性自由、不斷進取、效率至上、能力至上等觀念。傳統社會的文化則強調超驗的、反個性的、知足常樂的、先賦至上、情感至上的價值觀。

（5）從個人人格與行為特征上看，現代社會的成員有強烈的成就動機，在處理有關事務時有高度的理性和自主性，對新事物有高度的開放性，對公共事務有強烈的參與感，對生活的環境有較高的信任感等等。傳統社會的成員則缺乏這些基本素質。⑸

現代性理所當然是建立在“現代”基礎之上的。可以說現代化是現代性的具體體現。哈貝馬斯將現代性分為社會的現代性和文化的現代性，審美的現代性正是寓于文化現代性之中。

對現代性問題相關的態度，西方社會逐漸形成了對現代性的兩種態度：一是啟蒙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他們對現代性持肯定和樂觀態度，認為現代性將給人類帶來進步、繁榮、自由和解放；另一種是浪漫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的，他們對現代性持批判態度，認為現代性破壞了傳統社會的和諧，導致了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奴役，增加了社會秩序的混亂。馬克斯·韋伯就預言，現代性的觀念導致歐洲宗教世界觀的解體。除此以外是后現代主義，從學理上它們顯然也是現代性的批判力量。

國內學術界有人將現代性分為“社會現代性”和“哲學現代性”以及“文藝現代性”。⑹其中“社會的現代性”直接導致了現代化；而文藝的現代性同社會的現代性卻并不保持同步，而且前者經常處于對后者的警醒和批判狀態。

有人將現代性分為“啟蒙的現代性”和“文化的現代性”。前者導致了工業革命、科學技術、都市化、征服自然和社會的組織化與管理化。這種“啟蒙的現代性”的提法與前面的“社會的現代性”有很多共同之處；而“文化的現代性”則體現出對“啟蒙的現代性”的反動和顛覆。其結論為“啟蒙的現代性與文化的現代性本質上是對抗的。” ⑺

對現代性在文化上的體現，法國學者安東尼龔巴依總結出五個主題：對新的迷信、對未來的追求、對狂熱的理論(或理論家)迷戀、對大眾文化的呼吁、顛覆的激情。⑻國內學者河清認為現代性在藝術上體現出幾個特點：1，人類中心主義，2，文化進步論，3，個人中心主義，4，對“新”的崇拜，5，非主題化傾向。⑼

我認為，將現代性分為社會現代性和文化現代性兩種的說法比較合理。文化現代性特點有幾個方面：從哲學角度看主要是人的主體性、理性態度以及自我反思精神；從文化角度看主要有現代主義和世俗化傾向等因素。

文化現代性的核心主要應當從哲學上加以把握。

首先是對人的主體性的強調。主體性的核心是人本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和人類的同一性，用吉登斯的話講就是“自我的認同”。這種人的主體性是與傳統社會的神的主體性相對立的，它也是啟蒙主義堅持的法寶。在黑格爾那里，主體性有幾種含義：一是個人(體)主義，在現代世界中，所有獨特不群的個體都自命不凡；二是批判的權利，現代世界的原則要求每個人都應認可的東西，應表明自身是合理的；三，行為自由，在現代，每個人應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四是唯心主義哲學。⑽現代性的主體性在西方是經由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及美國憲政制度的確立特別是法國大革命等歷史事件才最終得以確立的。

有一點必須引起注意，那就是從審美角度看，“對主體性的捍衛有包含著對理性化的反抗……就它以感性原則來反抗理性化所帶來的弊端的這個意義上說來，審美又是現代性這個統一體中的異己力量。” ⑾這一點也很重要。

文化現代性體現在對客觀事物的理性精神上。現代性中經常提到的理性。理性在中文里多指對真理的探究和認識。其中又分為兩層意義：一是作為真理，是一種精神原則的理性；二是作為察覺和判斷這種原則的功能，即分析、推理的過程和途徑。

理性問題在西方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哲學問題。最早的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邏各斯”、“理念”上，笛卡爾以理性的自我意識作為哲學體現演繹的出發點，“我思故我在”成了理性主義哲學的一個標志性命題。對“理性”展開全面批判與確證的是康德，他的“三大批判”構筑了理性的內容，而對應著科學、道德、藝術的三大領域。他所提出“知”（判斷理性）、“情”（判斷力）、“意”（實踐理性）三方面，三方面所對應的正是科學、藝術與道德。于是，理性就有科學理性（包括工具理性）、藝術理性（審美理性）和道德理性（包括經濟理性）之分。

現代對理性學說最有影響的是韋伯的理論。他認為理性以合理化為基本特征，理性與西方的理性主義有內在關聯。他所說的理性化可分為文化、社會、個人三方面。文化的理性化指世界的“祛魅”，也就是宗教世界圖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產生過程；而社會的理性化，一方面是指技術因素的可計算性和機制化，另一方面是為保證這種機制的實行必須有制度的理性。經濟行動最合理化形態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由合理化的法、合理化的統治方式(現代科層制)、合理化的知識(科學、技術)和合理化的藝術以及現代化的社會結構諸要素組成的。在個人理性化方面，韋伯則將論述多放在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形成的作用上。

后現代學說對理性的核心作用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面對這個挑戰，出于維護現代性，哈貝馬斯、羅爾斯等各自提出了“交往理性”、“公共理性”等觀點，意在解決不同思想、宗教和哲學觀念所組成的社會中，使社會規范具有合法性的問題。

來源：中國藝術批評家網，作者：顧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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